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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岸”到“东方”——两代“老罗”的中国情缘-中拉智讯

智讯君按:
“ 5月23日,正是我们的口述项目《两个世界的相遇:中拉文化交流口述史》结项答辩的日子,我们很欣慰课题委托方对我们工作的赞赏和认可。然而次日,一个震惊消息传来:该口述项目的重要嘉宾之一、乌拉圭‘原生书店’创始人——比森特·罗维塔(Vicente Rovetta)23日当晚不幸去世。为纪念这位为中乌,乃至中拉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拉美友人,我们特将口述稿整理稿刊出重生之斩尾,以资纪念并表达我们的哀思。本次口述采访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郭存海博士和楼宇博士,以及上海大学的张琨博士共同完成,整理人兼执笔人是张琨博士”—— 《两个世界的相遇》口述项目。
中拉智讯获准该项目组许可刊登本文,并授权特别声明:本文欢迎转发,但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简介】
口述人是巴勃罗·罗维塔·杜宾斯基(Pablo Rovetta Dubinsky),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1975年随父亲比森特·罗维塔来华,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和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1977-1982),毕业后长期担任西班牙埃菲社驻中国记者,现任西班牙TR联合公司中国区总裁。其父亲20世纪60年代在乌拉圭创办“原生书店”,专业致力于推广销售中国主题图书和报刊,后来华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8年1月边荒传说,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国际书店同业、乌拉圭“原生书店”经理维森特·罗维塔,国际书店拉美处(孙式立)担任翻译。
“我来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被称作‘东岸’(Oriental)。西班牙把拉美作为殖民地时,分为几个大总督区,包括秘鲁、墨西哥与拉普拉塔区等。阿根廷和乌拉圭是由北向南的,乌拉圭在那时就被叫做东区了。乌拉圭的英雄是何塞·阿蒂加斯(Jose Artigas),他与阿根廷其他省份的联邦主义者一起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统一,因此我们东方人也是其中之一。独立之后乌拉圭的历史也很复杂,葡萄牙、英国与法国都相继侵略过乌拉圭。如果你看当时的文字资料,当时所有书中涉及我们的都会称我们的国家为“东岸”而不是乌拉圭。我们国歌里也唱的是‘东方人要么自由,要么牺牲’。因为这些,我还写的了篇文章名叫《假东方人在东方》。”
2017年10月17日下午,乌拉圭人巴勃罗·罗维塔在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采访中,熟练地用中文向我们讲述“东岸”与“东方”之间的渊源。青年时期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以及之后在北京工作的长期经历使得他的中文带着一股浓重的北京腔,儿化音十分明显。

“对我这个东岸人来说,东方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巴勃罗在访谈结束时充满感情地再次强调着。尹惠熙这位出生在遥远南美大陆的乌拉圭人,现在是西班牙石油工业设备公司“联合技术”中国区的负责人。谈论起自己与中国的联系,巴勃罗追溯到他自己的父亲比森特·罗维塔,一位乌拉圭共产党员。父子两人与中国之间的渊源横跨了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并与这五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大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比森特·罗维塔的故事
比森特·罗维塔,1925年8月生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科洛尼亚省新帕尔米拉市。在完成小学学业之后,14岁的他进入了当地的一家食用油制造公司,成为一名制油工人。20世纪30年代伊始,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面对当时出口乏力的不利局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略。这一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在当时催生出大量的民族工业,当时阿根廷的跨国食品公司“布杰·朋”(Bunge & Born)便是这些拉美民族企业的典型代表senban。不久之后,这一公司对比森特所在的乌拉圭私企进行了收购,后者借此机会也一跃成为乌拉圭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制油公司之一。
早在1943年到1947年之间,青年比森特就一直为工会期刊《战斗》(Combate)与《工作》(Trabajo)撰写文章。随后由于长期以来比森特在工会中的积极活动损害了老板的利益,最终被这家企业开除。1949年,丢掉工作的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为《进步》杂志(El Progreso)工作,在当时发表了数篇关于科洛尼亚省土地改革情况的文章,并继续投入到地区工会政治活动之中。虽然巴勃罗已经记不清他父亲加入乌拉圭共产党的具体时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946年时,比森特已经作为党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竞选活动,并担任了乌拉圭共产党南区负责人一职。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不久,他还承担起了该党杂志《真理》的编辑工作,并同时也有一段时间在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中工作。1953年勃利天气,中国国际书店与该出版社建立了业务联系,开始向乌拉圭出口相关的中国书籍。这一联系为比森特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在阅读中,他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中所提倡的建议与看法产生了兴趣,并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步地转变为了一名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按照其子巴勃罗的说法:比森特在当时觉得《毛泽东选集》中宣扬的发动群众、矛盾论以及实践是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说法特别有说服力,也能够解决当时乌拉圭党内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才做出这一选择的。实际上,他父亲的这种感觉在当时并非个例河北德育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抬头,拉丁美洲的左派也在逐步地转变,一批“新左派”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这批年轻人,出于对当时拉美社会经济政治局势与巨大贫富差距的不满,开始质疑党内前辈们“唯莫斯科为上”的政治选择,反对他们想要通过竞选上台的政治道路,并尝试着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毫无疑问,外国学界所谓的“毛派”也是这股新左派浪潮中的重要一支。

就在这批人逐步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持续恶化,并于1964年正式宣布联盟破裂。这一事件给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分离。实际上,比森特就是在中苏分裂前夕,由于乌拉圭共产党党内对中苏分歧的争论而脱党的。虽然脱离了共产党花影迷离,但他却没有远离乌拉圭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一方面他保持着与中国国际书店的业务联系,以个人名义继续从中国进口各类书籍;另一方面,他也与乌拉圭国内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继续保持着联系与沟通,并时常在一起探讨乌拉圭未来的出路。
不久之后,比森特就与几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建立了原生书店(Nativo Libros),并开始大规模地进口中国国际书店出版的各类西语书籍。这批书籍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连环画、中医药等介绍性书籍,也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中国政治情况的介绍。据他那时的同事马里奥(化名)回忆:“比森特那时从中国进口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各种各样的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语录》”。这些书籍一开始在乌拉圭销路并不是太好,毕竟大部分民众对位于遥远东方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面对此种情形,比森特只得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书籍的销售情况逐步地好转起来,乌拉圭民众开始通过对这些书籍,对中国的饮食、气功等文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之后,随着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牺牲与古巴“输出革命”模式的收缩,拉丁美洲的武装革命似乎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大家都在尝试新的出路,乌拉圭的一部分新左派成员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试图从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中搜寻到如何深入群众与发动游击战的精髓,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夺取该国的政权。正如马里奥所回忆的那样,到了1967年左右,毛泽东著作的销路在乌拉圭便开始越来越好了。摆放在书店外的塑封小红本《毛泽东语录》经常被销售一空。不仅如此,借助当时拉美各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系网络,比森特还利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渠道九大堕天使,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转售有关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各类书籍,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深入地了解认识中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然而,当时的拉丁美洲,也处在美苏两极笼罩的冷战格局。冷战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六十年代拉美各国内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一起,导致了拉美左右两派之间斗争的激化。这一现象也使得普通的书籍贸易行为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彻底地政治化了。据巴勃罗回忆,父亲进口销售中国书籍的行为在1966年引起了乌拉圭保守派的注意,之后在乌拉圭警察局的秘密档案中,“与中国共产党勾结”、“北京在乌拉圭的代理人”等一系列泛政治化的标签被贴在了老比森特的身上,而他本人与自己经营的书店也遭受了或明或暗的搜查与攻击。据比森特的同事与儿子回忆,“原生书店”的仓库曾两次遭受到了不明人员的袭击,被炸毁了两次。比森特本人在1966年与中国国际书店的业务洽谈中也提及了这一点,并希望在城市外建一个比较安全的储书仓库。然而,在1973年乌拉圭保守派政客上台后,“东岸”也终于步周边国家的后尘,进入了文官与军队联合执政的威权主义政府时期。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激进左派与政治异见人士纷纷出逃。随着这股流亡的浪潮,比森特一家也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老比森特继续着之前的出版事业,并与阿根廷著名的左派著作出版社“装甲玫瑰”(Rosa Blindada)合作出版了一套名为“红旗”(Bandera Roja)的左派丛书。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阿根廷政府再一次被军队所控制。比森特也随即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之后,虽然其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帮助下出狱,但却被当时的阿根廷独裁政府立即驱逐出境。无可奈何的他只得与妻儿暂别,只身一人继续着自己的流亡之途。在整片南美大陆都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息之时,老比森特辗转前往了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统治下的秘鲁。此人虽也通过政变上台,但由于其出身下层且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对拉美的左派运动持同情和默许的态度王骁威,并且不顾美国的阻挠,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利马,比森特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联系之后,顺利地谋到了一份在《北京周报》出任西语编辑的差事。随后,比森特与其家人从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出发,并顺利在瑞士汇合,最终一同来到了中国北京,开始了之后十多年的中国生活。
罗维塔一家的北京生活
1975年到达北京后,罗维塔一家人入住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父亲比森特在《北京周报》从事西班牙语的编辑工作,17岁的巴勃罗则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末尾以及改革的前夜,巴勃罗虽然初到此地,但也觉察到当时中国社会那股紧张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氛围。不过,正处于青春期的他并没有对这些事情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众多事物之上,比如算盘,又比如冬天的暖气和大白菜。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起第一次在北京小卖部购物时,看到算盘那种惊异的感觉,并觉得“拨算盘时,算珠和木制框架所发出的那种有规律的碰撞声,连续起来就像在演奏一首乐曲”。在约半年之后,巴勃罗就能根据算盘的计数差不多得知不同商品的价格了。不仅如此,巴勃罗还细致地观察到:在电脑收款系统还未普及之前,打算盘记账某些程度上似乎已经不再是为了计算的简便,而是成了当时中国商业贸易中的一种习惯。比如简单的1+1与3-2迁西天气预报,售货员都会下意识地打两下算盘,并告知顾客一个价格。巴勃罗觉得,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构成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个个必要的元素,吸引着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旅人。
除去算盘之外,北京的冬天也让年轻的巴勃罗开了眼界。对于来自“东岸”的他,漫天的鹅毛大雪与冬天屋中的暖气均是其打小从没接触过的。在当时,与友谊宾馆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一起堆雪人和打雪仗成了一件新奇与享受的事情。打完雪仗回到屋中,北京当时按照单位和集体划分的庞大的供暖系统也给巴勃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大雪和暖气给他带来的惊奇相同京广高铁时刻表查询,当时中国北方冬天单调的蔬菜供应也深刻地印刻在他的记忆里。在回忆录中巴勃罗就写道:“自十月开始,一车车满载大白菜的卡车就开进了城,市民们争相购买储存。可以说,在北京的冬天,人们能吃到的蔬菜只有它了。”虽然那一时期物质条件比较匮乏,但大家都生活在以四合院、工厂与机关等以集体为单位的群体中,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比现在显得更加亲近紧密。巴勃罗和他的姐姐劳拉(Laura)也经常跟着他的父亲比森特一同到《北京周报》的同事家去做客。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那时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还不是太多,因此初来乍到的巴勃罗一上街,就会被市民们善意地“围观”,当时汉语还不太流利的他面对这种新奇和热情,还显得有些局促和难为情。但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在北京生活经验的丰富,巴勃罗对这种围观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大鼻子老外”的称呼也就习以为常了。

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使得巴勃罗对过去的北京抱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的一篇博文《想念老北京》中就写到:“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随着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也许是我老了吧,当这次从首都国际机场下飞机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那我刚到中国时的老北京,而不是现在眼前这座现代化的城市。”
在两年的语言学习之后,巴勃罗于1977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车云山毛尖。“我和现任的习近平主席还是校友呢,我是1977年到1982年,而他是1979年到1984年在清华学习的”。谈及自己的母校以及与习主席共同学习的经历,巴勃罗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之后被问及自己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计算机这一专业时,他反思道:“我选择计算机是因为想彻底弄清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思维很多时候和数学的思维比较想象。这一点不像我们拉丁美洲人,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是比较混乱的。包括拉美的乌拉圭总统,十分钟可能会跳跃性地和我们讲十一个问题(但不深入,且话题与话题之间缺乏逻辑的关联性),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一些计算机与数理逻辑。”

在访谈中,他向我们详细谈起了当时清华学生一天的学习与生活:“早上差不多六点半,起床号就响了。我们起来晨跑,然后吃早饭。上午的课程结束之后,会回到宿舍休息一会。下午三四点钟会一起去踢球。”谈起当时的生活条件,他笑着说:“当然和现在不能比,当时中国学生住的都是九人间的上下铺宿舍。外国学生的住宿条件要好一些,住的是两人间。除此之外,在留学生公寓每天还有约一个小时的热水淋浴时间,一般是从下午五点到下午六点。”到了周末,巴勃罗就会和中国同学一起“进城”,大家推上自行车,从清华园骑车一小时,就能到达长安街和天安门。除去游览这些景点之外,巴勃罗还对北京的胡同很感兴趣。胡同里的四合院经历数百年来的变迁,藏着一代代老北京人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了。每逢节假日,巴勃罗便会自己一人畅游北京城内的各个胡同,看看胡同口的器具,并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聊聊天。除了与中国同学以外,巴勃罗也已经与友谊宾馆中的其他外宾孩子打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因为在中国的拉丁美洲人还不是很多,因此几乎每个周末拉丁美洲人的小集体中都会轮流举行聚会,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但都在中国长大成熟的年轻人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延续至今。巴勃罗说,虽然现在这批人天各一方,他们却也赶时髦地用起了微信,建起了一个名叫“友谊大院”的微信群,并继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987年,他的父亲老比森特回到祖国乌拉圭之后,巴勃罗选择留在了中国。一位读书期间认识的北大学长介绍给他一份为西班牙埃菲新闻社搜集中国新闻资料的工作,巴勃罗觉得很有意思且适合自己,于是便接手了这份工作。经过数年的搜集与写作锻炼,他最后成功地成为了埃菲社在北京的正式驻外记者,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生涯。
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巴勃罗对中国的理解和感情甘南情歌,正是这种经历,对巴勃罗今后的职业生涯起到了有益的帮助和良性的引导。他在访谈中也表明:“我在西班牙工作生活了26年,西班牙人老和我说,你说话的思维就像是一个中国人。而我现在工作的整个公司,主要是和石油与天然气有关,在中国主要和中国石油与中国海油打交道。老实说,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但是和我在中国的经历有关。”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使得巴勃罗很好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世故与运行规则,而不错的中文则使得他之后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中更为快捷便利。
巴勃罗的思考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纯阳真仙,半个世纪如白驹过隙,悄无声息地从人们的指尖中溜过。年近六十的巴勃罗与中国之间的缘分也来到了第四十年。回首这四十年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巴勃罗感慨万千。担任西班牙石油公司“联合技术(TR)”中国区负责人一职的他,平均每年往返中欧之间五到六次。出生在拉丁美洲,学习成长于中国又定居在西班牙的经历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对三方的文化风俗、经济政治与人情世故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他在中西商会中担任副主席一职,在促进中乌双边关系合作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除去这些本职工作之外,他还对如今涉及这三方面的一些热门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且笔耕不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话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吴卓玲,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在中拉经贸人文交流过程中,西班牙这个国家所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了。
在巴勃罗看来,西班牙政府虽然不断地口头提出“西班牙愿意成为中拉交流合作之间的一座桥”,然而却很少通过实际行动中做到这一点。早在2013年,在“中拉交流”这一话题火起来之前,作为一位在中国学习生活多年的拉丁美洲人,巴勃罗就时常在自己的博文中强调中国对于西班牙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与拉美合作存在的潜力,希望能够以此唤醒西班牙方面对可能到来机会的重视。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
长期以来十三电音,西班牙政府对位于拉美国家似乎依然带有一种陈腐的、作为“宗主国”的傲慢与优越感。巴勃罗举出了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就职仪式一事作为例子。对于巴西这个拉美地区的大国,中国、美国等都派出总理或是副总统级别的人选参加罗塞夫的就职仪式,而西班牙方面派出的仅仅是西班牙驻巴西的大使,其不重视的态度可见一斑。在博文中,作者感叹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西班牙对拉美地区的“优越感”与不经意的“傲慢”,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失去了一个在拉美与中国就中拉关系进行深入交流的绝好机会。西班牙政府本应该借此场合向中国表明自身在文化与历史方面与这片大陆天然的联系,并以此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然而西班牙却并没有这么做。巴勃罗感叹道:这种机会都不把握住,作为中拉之间交流之桥的计划从何谈起?
除去这种优越感之外,西班牙政府与媒体对中国的印象也似乎依旧机械僵化地停留在三十年之前,无视近些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巴勃罗批评了西班牙国内虽然有一些人可以比较好地掌握中文且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悲哀的是西班牙政府似乎并没有想要雇佣他们,以便构建并加强新时期下中西关系的意图。另一方面更令巴勃罗不解的是,尽管媒体也经常附和政府,想要成为中拉交流之间的桥梁,然而西班牙的一些媒体甚至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名字都搞错了,而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更深层面的东西,或者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这些媒体更是一知半解。巴勃罗在博文中写到:长期以来,受西方思维偏见的影响,西班牙一些媒体依旧将目光集中在空洞的“人权”与“民主”这些口号之上,而忽略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减少贫困与开放经济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及获取的成效。
当然在双边的文化交流层面邱韶智,巴勃罗认为,塞万提斯学院在中国的设立对西语国家地区文化的传播还是功不可没的,而近些年来中央电视台西语频道举办的西班牙语演讲比赛也起到了同样的功效。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思考,这两样活动发展势头之迅猛的原因,似乎主要还是来自中方,尤其是来自中方对拉丁美洲(而非西班牙)日渐增长的经贸投资与人文交流的兴趣另类宠爱。难怪巴勃罗对西班牙作为中拉交流之间桥梁的说法不甚赞同,面对中拉之间远远高于中西之间的贸易总额,巴勃罗认为:“西班牙已经失去了作为中拉之间交往之桥的机会了,相反,我认为西班牙现在应该好好利用中国在拉美投资与贸易额日渐增长的大好机会,重新加强自身与拉美方面的联系。”这一结论乍一看下觉得有些奇怪,但细细一想却又不无道理。
而对中国这片承载了他这位“东岸人”二十多年的东方土地,巴勃罗感慨良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体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与文化概念的发展幻影丹尼。巴勃罗和我们说起相同中文词语在1970年代与当代所表达的不同意思时,引得众人捧腹而笑。比如“土豪”在1970年代是一个带有相当强烈政治色彩的贬义词,而到了今天金夫银妇,则成了一个描述富人的褒义词。“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元孔一红,整个社会的氛围也越来越开放”。然而,巴勃罗在这不断变化的表面现象之下,依旧发现了中国长期以来传承延续的东西:“尽管,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总觉得在这变化之后依旧存在着一种不变的东西,虽然我现在说不出这是什么。”
罗维塔一家与中国长达五十年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交往变迁的缩影。在这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与拉美从相知甚少到初步接触,又从初步接触到加深了解,如今双方更是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下,在“五通”的实践基础上,期待建立一种更加全面立体的双边关系。回望历史,今天中拉之间蓬勃发展的双边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中拉无数个类似罗维塔一家的民间友好人士的努力下才得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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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朱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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